224“这就是这朵花做的一个梦。她惊醒起来，在风中发抖。于是一颗露珠从她的花瓣上滚到这位歌手的墓上去。太阳升起来了，天气渐渐温暖起来，玫瑰花开得比以前还要美丽。她是生长在温暖的亚洲。这时有脚步声音响起来了。玫瑰花在梦里所见到的那群佛兰克人来了；在这些异国人中有一位北国的诗人：他摘下这朵玫瑰，在它新鲜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把它带到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去。”
——《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拜访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墓地之时，正值隆冬。我从市郊坐着红皮小火车颠簸了大半个城区，然后在两个街区里兜兜转转，三次经过同一个售卖CD碟和黑胶碟的商店，才稀里糊涂地找到了墓园大门。进入墓园之后，却发现亡者的国度远比想象的要庞大，百年前的老墓和新掘的墓层层叠叠堆积着，延伸出一片幽远而广阔的空间，安徒生的墓地在这个国度中显得渺小，就算循着地图查找那个小红点，也要颇费一番功夫。
于是我索性不再一直盯着密密匝匝的地图在亡者的国度里绕圈圈，而是自暴自弃地在墓园里慢慢散起了步，只要一直往里走，总能看到指引通往安徒生墓的路牌。隆冬的墓园难免显出萧索之意，但满地芳草仍然顽固地萋萋着，松柏也苍绿如常，众多墓碑前仍有鲜花堆积，足以让人产生某种错觉，那就是丹麦人在以春日来祭奠冬日。
寻路的过程中，我热衷于阅读那些或古旧或崭新的墓碑，即使对丹麦语知之甚少，只能凭借有限的德语词汇量来揣测其含义，那些名字与生卒年月，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路遇一个家族墓地，几方墓碑环绕着中央一个巨大的黑鹰雕塑，那鹰神色肃穆，展翅欲飞，头颅却低垂，犹在凝视这个家族逝去的那些灵魂。墓碑上的名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有这样一块碑石，刻着“克里斯蒂安·阿尔弗雷德·波尔，1916-1934”。没有更多的信息，这个仅活了十八年的年轻人的名字安静地栖息在石碑上，一束新鲜的白色雏菊躺在碑前。这个波尔家族是否仍然保有往日的繁华，是否仍然在黑鹰的注视下，生生不息，已不得而知。然而我所能确定的是，直至今日，仍在有人祭奠这位卒于1934年的少年。
另一个让我禁不住止步观望的墓碑，属于一位陨落于2007年的女歌手娜塔莉亚·萨阿德。我对她的歌声了解甚少，也不知她过世的原因，但她被人们所爱着，这点确信不疑。就在我驻足观望的时间，就有两拨人前来为她祭奠，他们告诉我那天是娜塔莉亚的忌日，其中还有一个母亲推着婴儿车前来，安静地放上了一盏提灯，然后在墓前静静地呆了一会儿，仿佛静谧之中仍有歌声回响。
北欧的冬天，下午不足三点，天色就会转暗，三点半后就要完全沉入夜色之中。我在墓园里踱着步，却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只好加快了脚步，所幸没有绕上多远的路就看到了指示的招牌，再转过一道弯，进入一个小墓园，我就看到了它，安徒生的墓碑。
1805-1875，在七十年的人生里，他写下了人类的童心最为瑰丽的篇章。我儿时曾痴迷于他笔下的凄美动人的爱情，海的女儿化为了泡沫，坚定的锡兵融化得只剩下一颗心，长大后才品出了他的故事里的苍凉，惊叹于他的文笔之晓畅优美。这不是给孩子读的故事，他曾说。但他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给多少孩子的梦境涂上了色彩？
我在他墓前放上了一早准备好的花束，一朵裹在星星和小熊的包装纸里的粉红色康乃馨。在卖花的路边摊上挑选鲜花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那位和善的大妈这是要献给亡者的，她就高高兴兴地选了种最可爱的包装纸，裹好塞进我手里。这不是祭奠亡者的颜色，更不是祭奠用的花朵，但我想要以康乃馨，来表达我对安徒生的敬意。
关于爱，关于孩子，和那永恒的童心。
安徒生曾想象着荷马的墓上长出了一朵玫瑰，然后被来自于北国的诗人采撷。他作为那个北国的诗人，渴求着自己能够继承荷马的衣钵，成为不朽的故事的叙述者。他无意于成为童话作家，但他被人铭记得最深的，却是那些童话故事。如今他的墓前也被人放上了三朵玫瑰，谁会来采撷他墓前的玫瑰，将它们带到更遥远的地方去？
夜色沉得极快，为安徒生墓献上鲜花之后，墓园就已经陷入了黑暗。我匆匆离开，不知何日能再来哥本哈根拜访。
今日是4月2日，安徒生诞辰211周年纪念日。献给安徒生的那朵鲜花，直至今日仍在照片里绽放着。
“这儿躺着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歌手！”玫瑰花说。“我在他的墓上散发出香气；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我的花瓣落到它身上，这位《依里亚特》的歌唱者变成了这块土地中的尘土，我从这尘土中发芽和生长！我是荷马墓上长出的一朵玫瑰。”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