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4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即使已过正午，暴烈的骄阳仍在炙烤着这间位于贾浦尔市区贫民窟中心的平房，一台电风扇嗡嗡地在头顶不停打转，晃晃悠悠地像是要掉下来。我拿出自己那没有信号的、因天气过于炎热而机身滚烫的手机看了看，啪地合上，然后跟盘腿坐在一张大毡布上的十几个学生们说：来，姑娘们，我们去Internet Café吧！
她们黑色的大眼睛眨动着，左右晃了晃脖子，这是印度式的摆头，意思是“好的，听你的，”或者是“我不是特别明白，但就这么办吧”。其中有个女孩子比其他人更积极一些，她是我的这些学生中年纪最大的，已有十八岁，名叫克里希娜。有着印度神祇名字的她聪慧异常，教她的英语单词一点就通，短短一个来月的学习后，她就已经可以跟来自英国的志愿者进行简单的对话。这间破旧的平房，是她唯一可以专注学习的地方。在贾浦尔的这个超过十万居民的贫民窟里，她可说是一位离经叛道者，一年前因为丈夫狠心殴打她，她逃离了夫家。离过婚的女性在这社区里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初中毕业就已辍学的她开始自学高中课程，希望能够考上一所大学，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让自己能够经济独立。然而父母没有强迫她再嫁已属不易，并不会负担她补习的费用，她只能来到一个叫做“微笑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教室里，东一点西一点地蹭课，听我们这些国际志愿者讲的内容，艰难地搜集着知识。对知识的渴求写在她的眼睛里，每堂课她都坐在最前面，瞪着眼睛看黑板上的单词，一个个地跟着念，当其他女孩在嘻嘻哈哈地打闹的时候，她在埋头整理笔记。
我教她们基础的英语单词，也教她们怎么使用电脑。然而在怀着满腔热血来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做国际志愿者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是被怎样一道坚实的知识壁垒分隔开来：这里几乎所有电脑的操作系统都是英文的，而我的学生，这些读到十三四岁就离开学校准备嫁人的女孩子们，对英文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宝莱坞电影里那些随口就能说出流利英语的帅哥美女们，跟我同班的那些优秀聪慧的印度同学们，都不属于她们这个阶层。在我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扛到教室之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一两个在外面打过工的女孩子，都没见过电脑的界面，也没摸过鼠标。当我演示怎样移动鼠标，打开一个窗口的时候，几个女孩子兴奋得叫起来，让我再演示一次。我让她们一个个地用鼠标来操作，有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以为那个真的是老鼠做成的（英文里鼠标跟老鼠是一个词），缩着手不敢上前，直到我告诉她这只是塑料，跟老鼠没什么关系，她才高高兴兴地玩了起来。
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我一直想要让她们了解互联网，学习最基本的上网的技能，但是在这贫民窟里，手机信号都非常微弱，更不用说有Wifi了。我知道从贫民窟里出去，隔着一条街，走上十来分钟，就有一个网吧。印度的网吧数量并不少，价格也非常便宜，一个小时的上网费用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三元。我很乐观，认为这些女孩子有这么便利的上网条件，要学会使用互联网应当不难。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巴掌，微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些女孩子不被允许离开她们的社区，如果我要带她们去网吧，必须获得她们父母的书面许可。而且她们也没有二十卢比去上网，这些钱足够一顿饭的开销，用来上网太奢侈了。我表示这个费用我可以负担，但是跟我一块儿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还是连连摇头，说要带她们出去太超过界限了，会被人说闲话的。当时克里希娜就坐在旁边，我们用英语争论的时候，她的黑色眼睛一直在眨，以她的英语水平，她大概是听懂了一些，但她没有说什么。也许她比我更加理解，要与整个社区的传统抗争，到底要付出多少心血。
这之后的一周，我一直没有停止努力。我向微笑基金会不断提出申请，表示只是带她们去最近的网吧，并且保证会带她们回来，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当面向她们的父母作保证。也许坚持总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员总算答应我去挨家挨户询问这十几个女孩子的父母，一边说还一边不住地晃着脑袋，而这次我明白，她的摇头不是拒绝，而是“服了你”的意思。第二天上班前，她给我看了一张表格，上面有歪歪扭扭的十几个签名。“来，你也要在上面签名，”她笑得很是开心，“他们听孩子说你是个很好的老师，都同意了。”
我不会把那趟短短的旅途称之为一场冒险，但是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恐怕真的是一次趣味盎然的冒险。她们用沙丽把头发给裹起来，三三两两挽着手，乐哈哈地跟在我后面，穿过窄窄的小巷，往大路走去。路上黄沙滚滚，艳阳似火，不断有男人在朝她们吹口哨，说她们是要去网吧的小姑娘，整个社区都在传这件事。几个性子泼辣的姑娘就会骂回去，一路搞得好不热闹。上了大路后她们明显变得比较紧张，挨得更近了，进入网吧后她们就一声不吭了。网吧老板对于这个情况也是摸不着头脑，我跟他比划了半天，他才勉强点头让我们进去，给我们找了四台电脑，两三个姑娘共用一台。短短一个半小时，实在很难教会她们什么东西，我给她们每个人都注册了邮箱，教她们怎么用谷歌搜索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她们几乎不熟练键盘如何使用，英文也远远谈不上流利的情况下，她们是否真的能够在电脑上打出自己需要的内容，我也胸中无数。没有印地语界面，也没有印地语输入法，这个社会把不会英语的那一批人跟会英语的那一批人严严实实地隔绝开来，我想要敲开这个壁垒，但是绝非一两个月能办到的。事实上，这次网吧之旅后，我再也争取不到这样的机会了。她们的父母认为孩子出去尝尝鲜就已足够，没有必要总是往外跑，否则流言蜚语就要满天飞了。
离开印度之前，我给教学点买了一本厚厚的印地语和英语对照的大字典，放在黑板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每个学生买了一本小字典，给克里希娜专门多买了一本习题集，私底下塞进她手里。我跟她说，如果她考上大学了，一定要给我发邮件，她是那天在网吧里学得最认真的人，我希望她能够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很遗憾，几年过去了，我的邮箱里始终没有她的邮件。这些女孩子没有手机，也没有固定电话，我曾经给微笑基金会的人写过信，询问里面几个女孩子的下落，他们只给我回了一个非常官方的信件，说那个教学点的学生流动性很强，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了，他们会帮我寻找这些人，然后就杳无音讯。
留学时代的这段经历，让我始终无法忘怀。上课的时候，克里希娜曾经用掺杂着印地语的英语问我，姐姐，你是不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上等的家庭。我当时一头雾水，说自己不过是普通家庭出身，但是我的学生们都笑着看我，摇着头。后来微笑基金会的同事告诉我，这些女孩子觉得我能够上大学，还能够在世界上到处旅行，穿得稀奇古怪（我一开始因为天气太炎热，穿着裙子去上课，后来被提醒说在这个社区里不能露出这么多肌肤，才换成了宽松的长裤），这些权利都是只有上等家庭的女孩子才会有的。在我看来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是她们想都不敢想的，她们生而为女性，要与早早嫁人、生一堆孩子、操持家务的命运抗争，已经竭尽全力了，高等教育和光鲜的工作，就像宝莱坞电影里美丽的泡影一般，难以触及。
于是，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着《摔跤吧！爸爸》里那位父亲不顾一切地想要打破这个壁垒，给自己女儿创造不同命运的时候，我的眼睛发酸了。如果当时在表格上签字的那十几个父母，能有一个像阿米尔·汗饰演的父亲那样，不畏惧社区里的流言，多鼓励自己的女儿走出去看看；如果克里希娜的爸爸妈妈能够把她送进一个正规点的补习班，让她能全面系统地准备考试；如果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到场的五六十个学生里，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回家去奶孩子和做家务，以至于最后坚持到底的只有寥寥十来个人。这么多的如果，都没有发生。但是在这部电影里，这些“如果”因为父亲的执着，甚至是被讽刺为暴君的一意孤行，终于得以实现了。现实中的“吉塔”，今年已经成婚，丈夫也是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她得以选择自己心爱的人结婚，而不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塞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
这部电影打动了很多人，当然也引发了不少非议，有许多人质疑父亲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女儿身上是否是正确的。只是他们恐怕很难想象，就在贾浦尔的市中心，拉贾斯坦邦的首府，还有这么多女性连继承父亲梦想的机会都没有。她们身上没有背负任何期待，只是被当做迟早要嫁人的赔钱货，就算要出个门去到大路的另一边，也会被说上半天闲话。我们的国人已经习惯于说，孩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应当有选择自己的未来，快乐成长的机会，我们也习惯了女性应当像男性那样接受教育，参加高考，大学毕业之后出来找个工作，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忘了，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都已经过了艰苦的抗争，许多人已为此流下了血与泪。
生而为女性，在印度，绝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然而生而为女性，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留学的时候，我的那些来自于印度、泰国还有菲律宾的同学，都会跟我啧啧称赞中国女性的地位之高。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泰国男生对我说，北京大学无论男生女生都要参加军训，这简直难以想象。在泰国，女人会被认为不能承受军事训练的强度，而且做这件事情也不够体面，是被排除在这项活动之外的。于是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要比东南亚这些国家要好得多。而我也只能苦笑着点头附会，不想打破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对社会主义充满向往的年轻人心中的形象。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对来说也高于不少国家，然而这个光明的数字的背后，仍然是许多隐性的，甚至是逐渐浮上台面的不平等。阿米尔·汗饰演的父亲说的那句话，“是我们的女儿来选择男人，而不是男人来选择她们，”对于许多中国女性来说，还只是奢望。人们会把单身女性作为一种非常态，如果始终没有丈夫，那么这个女人必定有某些问题。然而在这种语境里，他们往往忽略了，单身本身是一种选择，无所谓好与坏。真正有问题的不是单身，而是大龄女性。女性的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贬低，这才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问题所在。人们倾向于用一个女性的容貌和生殖能力来判断她的价值，却不关注她的知识、经验与阅历。于是女性的形象变得扁平，上升的渠道也越来越窄，直至碰到玻璃天花板。
我们在观看《摔跤吧！爸爸》的时候，可以用带着点悲悯的语气评价，印度的女性有多么悲惨，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而我们在反观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却缺乏这样的清醒认知。我们会说中国充满了过多的田园女权主义者，却鲜有反思那些一旦发生了恶性的刑事案件就公布受害女性的照片，告诫女性尽量不要夜跑，不要穿太短裙子的言论；我们会说中国的女性已经非常强势，拿妻管严的例子开玩笑，觉得中国男人怕老婆的传统就是女权主义胜利的象征，却忽略了有众多女性只是迫于社会和父母的压力选择了一个并不关心自己的男人结婚，在婚后苦苦抚养孩子孝敬公婆，饱受煎熬不知何时出头。
在一部印度电影中，我看到了父亲为了女儿能够突破社会不平等的壁垒，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名声、工作、精力、时间、乃至健康。父权在这部电影里确实是强大的，女儿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听从和信服，然而若不是这样强力的父权，那堵厚实的壁垒也无法被敲开。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在传统同样古老和顽固的国度里，这堵壁垒更加隐蔽，更加难以被觉察，让它能够被显现出来，被一双双渴望的手叩开，这是我所希望的。而我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吉塔”和“芭比塔”，成为她们想要成为的模样。
